my days as a MSF surgeon

2011到2012年，我參加無國界醫生MSF，去了一些地方，認識了一些朋友，開了一些刀，留下了一些足跡。

我把那兩年，留在這裡。

my life as a MSF surgeon.

註：阿富汗近年局勢較敏感，MSF要求同仁若有書寫相關內容需經審核才可公開。我自己都還沒整理完當然送審更是不知何時，所以短期內應該是不會在此貼出了。

  「那邊的箱子裡有啤酒，拿了幾罐自己在冰箱門上這張紙登記，一瓶6SSD，每個週末跟朱力安（Julien）結算。」

  來到戈格里亞勒的第一天，卡羅如此告訴我。對我來說，這大概是整段環境介紹中最動聽的一句話了。

  在四十度氣溫中工作一天後，冰啤酒真是難以抵擋的誘惑。我們喝的通常是500ml玻璃瓶裝的塔司克（Tusker），這是肯亞出產，東非地區銷售量最高的啤酒。管理啤酒的是永遠面帶微笑的瑞士人朱力安，年紀不大已經在MSF工作好幾年，足跡踏遍大半個非洲。他負責的工作是HP（Health Promotion，衛生推廣），每天到不同地方宣揚洗手漱口、防蚊防瘧等衛生觀念，並向民眾介紹MSF醫院的功能與服務。

  戈格里亞勒本地市場只有各種沒聽說過的雜牌啤酒，品質相當不穩定，我們都是趁公務車外出時請司機由鄰鎮搬回整箱塔司克。據說一開始是採良心制收費，放個盒子在冰箱上，每拿一瓶啤酒就丟6SSD進去。但是在營地工作根本用不到錢，大部分伙伴沒有在身上帶現金的習慣、就算有帶也不見得能湊出六元零錢，有時真的又熱又渴想說先喝完明天再把錢補上，到明天一忙就把這件事忘了。後來朱力安改採這種每週結帳的方式，才結束了啤酒基金一再虧損的問題。

  除了管理啤酒，朱力安也是我們的假日調酒師兼DJ。戈格里亞勒醫院正在建造新病房，蘇格蘭來的建築包商約翰（John）用工程剩料在大樹下搭了個涼亭式的吧台，讓大家有個可以好好放鬆的空間。這間很快在MSF圈子內傳開、大家都想來坐坐喝兩杯的戈格里亞勒傳奇小酒吧名叫Moskito bar，蚊子酒吧。不知是氣流角度還是其他什麼神奇的原因，蚊子酒吧其實是全營地裡唯一沒有蚊子的地方，招牌嚴重名不符實。

  還記得我在布魯塞爾旅館裡說過要戒網路的事情嗎？

  我完全失敗了。戈格里亞勒不但有行動3G上網，而且還有三家門號在競爭，網路吃到飽一天只要1SSD（大約十元台幣），我抵達隔天就請人幫我買了張SIM卡，一點愧疚之心也沒有的忘掉戒癮這回事，重回網路世界懷抱。

  除了戒網路之外，那天在布魯塞爾旅館我向瑞士大姐說過的另一句話是「我要好好珍惜這杯啤酒，這可能是接下來四五個月最後一杯了。」很明顯我那天真是錯上加錯、錯得離譜。

  關於戈格里亞勒，我錯的可不只這樣。

  例如『就算下雨屋頂也不會漏水』我就錯了。9月17日星期六，在戈格里亞勒的第三天，凌晨兩點我再一次全身溼透的醒來。這一次是因為外面下著大雨，而我床舖正上方的屋頂通風口會漏水。

  在戈格里亞勒的第二天，一樣是七點起床，八點晨會，八點半查房。因為衛材人力都不足，大部分病患的傷口都是兩天清理一次。前一天我只看了一半病患的傷口，這天要看的是另外一半。

  相鄰的兩張病床躺著一位老太太、一個小女孩，共通點是腿部骨折：老太太的小腿打上了四五根鋼釘做外部固定，小女孩則從腳跟附近打了根鋼釘拉繩懸吊重物對大腿骨折處做重力牽引。我從一整疊未經整理的X光片中花了半天找出兩人各自的手術前後照片，對著太陽辛苦的辨識著品質不佳又處處是刮痕的影像。戈格里亞勒醫院本身沒有X光機器，想拍張片子得要千辛萬苦把病人送到一百公里外另一所MSF醫院，還常遇上X光機故障或是技術員臨時請假之類問題。我總是懷疑那張X光對骨折治療的好處到底能不能超過來回兩百公里顛簸震動帶來的壞處。

  術後照片都是手術後兩個星期以上才拍的，如果治療有效果應該多少看得出一些恢復才是，但兩人的X光片上都看不出有癒合跡象。我和烏塔透露我的疑慮，委婉表示這兩張X光片已經是一個月前的影像了，應該再送病人去確認一下復原情形，不盡理想的話可能需要改變治療方針。烏塔立刻拒絕。

  「不行。才一個半月而已，骨折恢復沒那麼快。至少再過一個月我才會考慮。」

  我收起X光片，沒有繼續爭執。這種不容他人質疑的強勢自信是非常典型的外科醫生人格特質，我所認識的外科醫生多數都是這種樣子。這也難怪，一個缺乏自信的人，怎麼有辦法負荷每天用雙手承載他人生死之重？只是在自己專長的領域上有自信會是一種助力，在不了解的領域抱著盲目的自信就是一種危險了。有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上帝跟外科醫生有什麼差別？答案是：上帝知道自己不是外科醫生、外科醫生不知道自己不是上帝。

  我在戈格里亞勒認識的第一個病人是阿波（Abol）。事實上，在抵達戈格里亞勒之前，我就已經認識她了。

  在瓦烏機場的公務車上，我發現一個七八歲的黑人小女孩。WB淡淡地告訴我這是戈格里亞勒的病人，本來要飛往首都朱巴，但是出了點狀況。

  我們叫她阿波（Abol）。這個字並不是她的本名，而是丁卡語中『流浪兒』的意思。阿波半年前在戈格里亞勒市場被人發現時，整片頭皮潰爛流膿，虛弱得只剩一口氣。她被帶回醫院受到細心照料，體力漸漸恢復、傷口感染也好轉，卻始終無法完全癒合。烏塔動了兩次皮膚移植手術，結果都不佳，只能讓她裹著滿頭紗布亂跑。

  在幾位MSF伙伴的寵護溺愛下，一開始完全不肯和人互動的阿波，住了幾個月之後也真把醫院當自己家，不止隨意進出辦公區域，連肚子餓都會跑來宿舍區拿派遣人員的食物吃，引起同事之間不少公私界線劃分的爭議。

  該如何處理阿波始終沒有結論，畢竟既不可能把她帶病趕走、也不可能讓她一輩子住在醫院裡。直到最近聯絡上肯亞的大型醫院，對方看過照片表示有信心解決，這件事才算有解答。伙伴們湊了一筆錢送她去肯亞就醫，還聯絡南蘇丹衛生局派了位社工全程照顧。但是訂機票的時候UNHAS以為是MSF員工訂票沒仔細問資料，到了機場才知道是個小孩。偏偏14歲以下小孩搭UNHAS的飛機得要特別申請許可，才會發生到了機場卻上不了飛機的窘境。

  2011年9月15日，我在戈格里亞勒的第一天，還沒完全醒來就大吃了一驚。

  伸手四處一探，確認身體底下床單全溼。昨晚沒下雨吧？就算下雨屋頂也不會漏水吧？那我......我幹了什麼好事？

  我流了滿床的汗。

  蘇丹是全世界最炎熱的地區之一，氣溫常在攝氏40度以上。南蘇丹稍好些，這時又是雨季，日間氣溫大概『只』有三十度出頭，入夜後更可降到二十度以下，對拒開冷氣已經數年的我來說應該很輕鬆。可問題出在我們的小屋土庫（Tukul）。土庫這個字原指東非地區傳統的圓形土牆茅草屋，被借來稱呼我們的單人宿舍。我們的土庫是四方形的磚牆建築，屋頂以木材骨架外搭鐵皮，室內空間不到兩坪。為防雨季地面積水，小屋有半米高的水泥底座，吸完一天熱氣到晚上就像塊烤盤，室內溫度比白天的室外還高。大部份同伴要花上幾周才能適應這種睡眠條件，我第一天接觸就能睡著，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匆匆洗了個澡換一套衣服，喝了杯即溶咖啡當早餐，趕赴八點全體晨會。晨會相當簡單，就是在門診區前一塊空地，不分派遣人員或本地員工，所有人圍成一圈站著開會。卡羅讓我做了自我介紹，大家鼓掌歡迎，然後開始各單位工作報告。

  2011年9月14日星期三，終於要出發前往戈格里亞勒。

  戈格里亞勒沒有機場，我得先飛去南蘇丹第三大城的瓦烏（Wau）、再坐車前往戈格里亞勒。飛往瓦烏搭乘的是UNHAS的螺旋槳飛機，行李限重20公斤。雖然我已經盡量輕量化自己的行李，可是捎帶的傳送物資數量出乎意外龐大，再加上戈格里亞勒特別寫E-mail叫我帶煙帶酒，磅秤數字跳出25kg時我很是心驚膽戰了一下。好在地勤人員只是看了兩眼就讓行李過關。我後來才知道班機沒滿座的時候這條20公斤的規定並不會執行得太嚴格，還曾經有人帶了足足40公斤上飛機的。

  經過一個小時算不上平穩的飛行，飛機降落在瓦烏機場的紅土跑道，昨晚的一場雨讓輪胎裹上一層泥漿。隨公務車來機場接我的是上海來的WB，和我一樣理光頭戴眼鏡，配上老外不太會分辨的東方臉孔，難怪這兩天在朱巴我老是被人誤認成他。WB說今天是我的第一天應該有特殊待遇，讓我上了前座。引擎聲中飛揚黃沙遮蔽了來時路，我貪婪的看著窗外將要在其中生活數個月的非洲景物。

  WB微笑閉眼假寐:「趁還新鮮多看看吧，再過兩個月你就會看膩了。」

  黃土鋪就的道路據說每年旱季都會整修，但雨季尚未過完便已瘡痍滿目猶如越野賽道。我們時不時會在村鎮檢查哨前停下，守崗的士兵們倒沒有真的上車檢查，都是從車窗看兩眼就揮揮手放人通過。這也是南蘇丹現在處於和平的一個表現。在許多戰亂地方，手裡有把槍的人都可以自己找條路設路卡收保護費，各個慈善組織的物資運輸每過一個卡就得被剝一層皮，哪像現在是由政府士兵規規矩矩的控管。

  不到24小時前我還以為接下來幾個月會是沒酒沒網路的苦悶日子，這種想法在我到達南蘇丹的第一個夜晚就被打破了。

  同事們堅持既然這是我的第一天就更應該出去玩玩，更何況「OCBA（巴塞隆納任務中心）有全朱巴最棒的趴體」。OCBA的宿舍離我們有一小段距離，兩輛越野車在雨後的泥巴路上顛簸了五分鐘才抵達。時間有點早，場子還不太熱，我抓抓腦袋開了瓶冰啤酒，不太確定現在該做什麼。

  一位同事不知從哪冒出來，拉著我走進人堆交流。這裡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最多的當然是MSF成員，其他也有來自ICRC（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和其他各個聽過沒聽過組織的人。一大半人是初次參加任務，平均年齡低得像是個高中或大學派對。那歡樂熱鬧的氣氛、無限供應的冰啤酒、震耳欲聾的電音也真的很像YA片場景。

  不同組織的成員、在朱巴待了不同時間的人、甚至有好幾個和我一樣只是等轉機的過客，大家三五成群聊得火熱，到處都是聽得半懂的英文和聽不懂的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連那是什麼文都聽不出來的對話。有些人彼此熟識，更多的你看得出來他們只是初次見面。在這種平均每個人只來待半年左右的環境，你總是需要不斷遇見新伙伴不斷適應新團隊組合。也許就是要這樣能自然主動去認識別人的人，才適合到這樣的地方，做這樣的事。

  機場遇見的山羊鬍也出現了，我們這才有機會正式自我介紹。他說自己平常在OCP當資訊工程師，每隔幾個月就出一趟任務換換心情。MSF裡有很多人是這樣，一年有一半時間出任務、另一半時間在各地辦公室裡工作。

  南蘇丹戈格里亞勒市（Gogrial），這是我的初次任務所在地。

  打開電腦搜尋，可以看到戈格里亞勒位在南蘇丹北方，距離首都朱巴（Juba）約七百公里、距離南北蘇丹之間尚未劃定的爭議邊界約一百公里。Google Map的衛星空照圖在高比例下滿是綠意，越放大卻越是遍地荒涼黃沙。我一愣之後隨即莞爾，猜想這幾張不同解析度的照片或許正好展現了雨季到旱季的自然變化。

  OCA與香港辦公室寄來大量資料，包括非洲介紹、南蘇丹介紹、MSF在當地的計畫、行動規範、安全守則、一整頁A4密密麻麻的各單位聯絡資料，還有幾本小冊子分別教你如何打包、如何抒解心理壓力、 如何安排旅遊等等，完全不管我到底翻不翻得完這麼多東西。嘿，再一星期就要出發了耶！

  啟程的日子到了，但距離戈格里亞勒還很遠，我得先到布魯塞爾和朱巴分別接受兩天和三天的任務簡報。由台北起飛，經阿姆斯特丹轉機，抵達布魯塞爾的時候天色才剛要亮起。延續申請過程的不順利，我先是搭機場快車坐過站、到了站又拖著行李找不到旅館、找到旅館放下行李再搭火車前往OCB，這次坐對站了，但是那個小站正在整修工程，包括出口名稱在內的所有路標都拆掉了......

  幸好同班車有位任務結束要前往OCB報到的大姐是瑞士人通法語，問路之後總算在好心人指引下到達目的地。我們在門口道別，各自到單位報到。在第一站迎接我的人事助理珍妮莉（Jenilee）是一位甜美親切的比利時正妹，帶著我簽完合約、製作完證件、安排完後續報到流程後，她問我還有沒有問題？我說，現在當然沒問題，再過兩天就會有很多問題了。她大笑，祝我一切順利。

  細說從頭的話，我加入MSF這件事要從2010年9月開始講起。

  2003年大學畢業、2007年通過外科專科醫師考試、再到2009年取得小兒外科證書，在同一家醫院待了六年，也到了該換個工作崗位的時候。可是台灣的生育率太低、產前篩檢率太高，重大先天疾病越來越罕見，使得小兒外科成為冷門中的冷門科別，理想職缺並不好找。

  日子就這樣不知不覺拖過一年多。眼看著醫療生態日趨惡化、眼看著理想工作始終難尋、眼看著生活只剩下開刀房、電影院、健身房的三角形範圍，我越來越常想著是否該暫時跳出這環境，找個地方放空一段時間，再回來重新出發。

  真正狠狠推了我一把的是2010年9月的那場失戀。

  這城市一瞬間失去所有色彩與魅力，再沒什麼值得留戀。下一站要去哪裡？對我來說，答案似乎很簡單。MSF，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無國界醫生。

  這是一個嵌頓性疝氣的病患，腸子卡了七天早已壞死，手術刀剛劃進鼠蹊皮膚立刻由切口流出膿水。我像是大霧中只靠指南針前進的水手，在爛成一片的組織裡勉強靠解剖學相對位置辨識出病灶部位，忍住惡臭，小心將已經破損還在不斷噴出糞汁的脆弱疝氣囊與精索一吋吋分開。

  突然病患一陣猛咳、肌肉用力收縮，分離到一半的腸子刷地被扯回腹腔內，留下我手中一小團血肉糢糊。

  麻醉醫生伊果(Igor)立刻加量給予肌肉鬆弛劑，我讓助手把事前備好在一旁的器械端過來，緊急開腹。不過三分鐘時間，腹腔內已是血水一片。伸手探入血水中一段段撈出腸子，我們迅速找到問題所在，同時心也為之一沉。顯然是因為疝氣囊嵌頓壞死太久，連帶讓那一段腸子的腸繫膜也受到影響，剛才突如其來的猛力一扯讓已經不健康的腸繫膜整片碎裂到腹主動脈旁，裂痕兩緣還在持續噴血，組織積血腫脹變色的範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向周圍蔓延。光靠手邊破損殘缺的設備，我完全不知道能有多少把握救下這條命。

  我和伊果對望一眼，互相點點頭。他調整藥物劑量讓病患安定同時降低血壓，我仰頭活動一下脖子，深吸一口已經麻痺聞不出臭味的空氣，然後低頭繼續開刀。

  2011年11月3日星期四，伊果的任務結束日、我的期中休假前夕。同事們在營火旁開一場主角缺席的送別派對，而我們徹夜和一台希望渺茫的手術搏鬥。